—基于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村官学院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框架展鹏配资
叶倚歆、周礼、郑容琪、何海燕、曹彩霞、李南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30）
摘要：本文基于波兰尼嵌入性理论，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村官学院”的实践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广东村官职业发展路径及机制。通过“政治嵌入-社会嵌入-文化嵌入”三维框架分析，揭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与乡村振兴先行地，其村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成效。研究指出，“一肩挑”制度、公务员定向招录等政治嵌入策略，以及“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长效培训机制等社会嵌入措施，显著提升了村官的政治地位与治理能力。同时，文化嵌入如“老带新”导师制、“积分制”治理等，增强了村官的社会认同。面对代理角色冲突、内生权威排斥等反嵌性挑战，研究提出“制度-技术-文化”协同创新路径，为广东乃至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与治理智慧。
关键字：村官职业发展；嵌入性理论；乡村振兴；广东村官学院；三维协同机制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以来，中央陆续发布多项政策文件，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战略重要性。截至2024年，全国已有50万名大学生村官赴村任职，成为连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桥梁。
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乡村治理面临独特挑战：珠三角农村集体资产庞大，城市化率高，而粤东西北地区则存在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为此，广东积极探索村官队伍建设的制度化路径，如“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和“一肩挑”制度等，其经验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然而，省社科院2024年调研显示，41%的村官存在职业认同危机，35岁以下村官离职率高达38%，反映出“下得去、留不住、干不好”的结构性困境。
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为解析村官职业发展提供了新视角。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制度与文化网络中，脱离社会基础的“脱嵌”将引发治理危机。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基层治理：村官作为国家治理的嵌入性主体，其效能不仅依赖于行政授权（政治嵌入），还需融入乡村社会网络（社会嵌入）并调适文化价值（文化嵌入）。
当前村官研究多聚焦于政策效果评估、角色冲突等，缺乏从嵌入性视角的系统性分析。本研究引入波兰尼理论，结合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斯科特的制度逻辑等理论，构建“政治嵌入-社会嵌入-文化嵌入”三维分析框架，旨在探讨广东村官如何通过体制化渠道实现政治合法性建构、培训体系如何提升社会网络整合能力，以及科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张力如何影响村官价值认同等核心问题。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村官学院”的实践为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该学院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培养1.2万名村官，形成“学历教育+能力提升+长效支撑”的立体化培养模式。然而，调研显示，68%的村官面临角色冲突，73%的村庄存在内生权威排斥现象，凸显出嵌入性治理的复杂性。
针对“脱嵌性”困境，本研究提出“制度性赋权-技术性赋能-文化性融合”的协同解决方案，助力广东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广东的“嵌入性治理”模式不仅可为长三角、闽东南等城市化前沿地区提供借鉴，也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差异化参考路径。
二、嵌入性理论的三维解构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深刻揭示了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制度及文化传统的紧密联系。本研究将此理论框架延伸至基层治理领域，构建了“政治嵌入-社会嵌入-文化嵌入”的三维分析模型，旨在深入解析广东村官职业发展过程中与乡村社会各要素的互动机制，以及其在基层治理中实现合法性、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路径。
1. 政治嵌入：体制化晋升通道的建构与合法性赋予
政治嵌入是指村官通过体制化渠道获得治理合法性，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向乡村社会的深度渗透与权力赋能。广东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与制度设计，成功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嵌入机制，将村官纳入了基层治理的“政治价值链”。
1.1 “一肩挑”制度深化与治理权威重塑
“一肩挑”制度，即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由同一人担任，是广东强化村官政治嵌入的关键策略。2024年《粤组通〔15号〕》文件明确指出，到2025年，全省“一肩挑”比例需达到67%，相较于2019年提升了35个百分点。该制度的实施显著减少了村级权力运行中的内耗，赋予了村官更高的治理权威。
以佛山古灶村为例，村官陆秀兴通过党组织选举成为“一肩挑”干部后，充分利用体制赋予的权力，成功推动旧村改造项目。在项目推进中，她凭借政治合法性协调各方利益，克服了宗族势力与传统权威的阻碍，使村集体经济收入在四年内增长了8倍，从2019年的1200万元跃升至2023年的超1亿元。这一显著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巩固了陆秀兴的政治地位，形成了“制度赋能-治理成效-权威巩固”的良性循环。
1.2 公务员定向招录机制：职业发展的体制化保障
广东建立的公务员定向招录机制为村官提供了明确的职业上升通道。近三年来，全省从村官中录用公务员1102人，平均年龄32.7岁，较传统招录渠道年轻5.3岁。这一机制不仅吸引了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村官队伍，还使村官岗位从“临时工作”转变为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职业选择”。
河源市的“考核入编”政策尤为典型。该市通过详细的考核标准，涵盖工作业绩、群众满意度、政策执行能力等多个维度，有效降低了村官流失率。例如，某村负责特色农产品电商推广的村官，因成功将销售额提升200%且群众满意度达95%，顺利通过考核进入公务员队伍。这种将职业发展与实际工作成效挂钩的机制，极大激发了村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1.3 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嵌入
广东高度重视党建在村官政治嵌入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强化村级党组织建设，将村官纳入党组织培养体系，使其成为党的政策在乡村的坚定执行者。全省实施的“头雁工程”定期对村官进行党建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
以广州市为例，每年组织村官参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内容涵盖党的二十大精神解读、基层党组织建设实务等。培训后，村官需提交实践报告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党建引领理念。数据显示，培训后村官在推动党建工作与乡村治理融合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85%的村党组织活动参与率从培训前的60%提升至85%以上。这种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嵌入，使村官在政治立场、工作方向上与国家治理体系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合法性。
2. 社会嵌入：资源整合能力的培育与乡村网络融入
社会嵌入强调村官通过资源整合与公共服务供给融入乡村社会网络，成为乡村发展的组织者与推动者。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村官学院”及广东开放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构建系统的培训体系与长效服务机制，提升了村官的社会嵌入能力。
2.1 “海丰村官班”及“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学历与能力双提升
“海丰村官班”与“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作为广东提升村官社会嵌入能力的两大标志性项目，共同驱动了村官学历与能力的双重飞跃。自2012年起，“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已培育超1.6万名优秀村官，村“两委”干部大专以上学历占比从11.9%飙升至88.26%，本科以上占比达41.7%。该工程通过“60%理论课+40%实践课”的模式，精准对接乡村发展需求，如白云区大田村学员运用所学“农业+旅游”模式，成功打造生态农场，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23%。
“海丰村官班”作为该工程的县域实践，于2021年启动，首批57名学员通过独立编班、定向招生模式，享受量身定制的培养路径。课程设置结合海丰县产业特色，涵盖农村土地政策、农村法治建设及茶叶产业提质等14个模块，并组织实地考察学习，如英德红茶企业和深圳茶博会，为茶叶产业升级探路。
教学方式上，“海丰村官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村官直播课”和录播回放，解决工学矛盾，同时安排集中返校教学，增强学员归属感和荣誉感。两大项目相辅相成，为广东村官队伍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2 “3+N”长效培训机制：持续赋能乡村发展
“3+N”长效培训机制是广东村官学院的又一创新举措。学员毕业后，学校组建专家团队持续3年跟踪服务，提供长期支持。在河源市东星村的茶叶种植项目中，村官遇到病虫害防治难题时，培训团队迅速响应，通过线上视频指导、线下实地诊断帮助解决问题，并引入先进种植技术，使茶叶产量提高30%，品质显著提升。此外，该机制还为村官提供产业规划、市场对接等服务，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2.3 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社会网络的深度融入展鹏配资
村官通过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度融入乡村社会网络。在产业发展方面，韶关市某村村官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药材500亩，带动100余户村民就业，户均增收2万元。在公共服务领域，惠阳区村官彭奕祥转型为乡村教师，通过家访和心理辅导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其事迹获广泛认可，并获“全国乡村优秀青年教师”称号。这些实践表明，村官通过为村民提供实际利益与服务赢得了信任与支持，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3. 文化嵌入：价值调适与乡土社会的认同建构
文化嵌入关注村官在乡土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之间的价值调适，通过文化融合实现社会认同与治理合法性的提升。广东通过多种文化嵌入策略促进村官与乡村社会的文化互动与价值共识形成。
3.1 “老带新”导师制：文化传承与经验传递
“老带新”导师制在广东多地广泛推行，由资深村干部与新任村官结对帮助其适应乡村文化环境、掌握治理经验。佛山古灶村的“书记工作室”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代表。陆秀兴在担任村书记初期，在老书记的指导下迅速掌握宗族事务协调、村民沟通等技巧，在3个月内完成200余亩土地征拆工作较预期提前50天。
这种导师制不仅是经验的传递更是文化的传承。老村干部将乡村传统的人情世故、处事原则等文化元素传授给新任村官使其更好地理解乡土社会。调查显示90%的参与导师制村官认为该机制对其融入乡村社会有显著帮助；85%的村官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会借鉴导师的经验。
3.2 “积分制”治理：现代理念与乡土文化的融合
“积分制”治理是广东将现代治理理念与乡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实践。惠州市在多个村庄推行“积分制”将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等行为纳入村民考核村民可通过积累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村官在这一过程中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
博罗县嶂背村通过村官的宣传动员、组织活动引导村民参与积分制管理。实施一年后村庄环境显著改善邻里纠纷减少60%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显著提高。这种治理方式既体现了现代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要求又契合了乡村社会重视声誉、面子的文化传统使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现代治理理念。省社科院调研显示实施“积分制”的村庄村民对村官的信任度从2018年的53%提升至2025年的79%。
3.3 文化活动与价值传播：共识的形成与认同的强化
广东各地村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传播现代价值观念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如广州市朱村村官组织“村晚”活动鼓励村民自编自演节目融入乡村振兴政策宣传、家风家训传承等内容。每年的“村晚”吸引全村80%以上家庭参与成为村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村官还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乡村文化。陆丰市石寨村村官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平台拍摄乡村美景、特色农产品制作过程等短视频吸引粉丝10万余人不仅提升了村庄知名度还带动了农产品销售。这些文化活动与传播方式使村官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在传播现代价值观念的同时增强了村民对乡村发展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促进了乡土社会与现代治理文化的融合。
综上所述广东通过政治嵌入、社会嵌入与文化嵌入的三维路径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村官职业发展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提升了村官的治理能力与职业发展空间更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三、广东村官职业发展路径探索
基于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村官学院”的实践与广东村官职业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广东村官职业发展路径建议，旨在通过“政治嵌入-社会嵌入-文化嵌入”的三维协同机制，进一步优化村官队伍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1.政治嵌入：强化体制化晋升通道与合法性赋予
1.1 深化“一肩挑”制度
目标设定：2025年全省“一肩挑”比例达到70%以上，进一步减少村级权力内耗，增强村官治理权威。
实施策略：通过政策引导与激励措施，鼓励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并对表现优秀的“一肩挑”村官给予额外奖励和晋升机会。
1.2完善公务员定向招录机制
扩大招录规模：逐年增加从村官中录用公务员的名额，确保优秀村官有明确的职业上升通道。
优化考核标准：将工作实绩、群众满意度、政策执行能力等作为考核重点，确保招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1.3加强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嵌入
定期培训：每年组织村官参加党建专题培训，提升政治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实践锻炼：鼓励村官参与党建项目，通过实际行动践行党的政策，增强政治合法性。
2.社会嵌入：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与乡村网络融入
2.1.推进学历与能力双提升
学历提升：持续扩大招生规模，确保村“两委”干部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稳定在90%以上。
实践能力培养：增加实践课程比例，通过实地考察、项目参与等方式，提升村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 构建“3+N”长效培训机制
持续跟踪服务：毕业后三年内，为村官提供产业规划、技术咨询、市场对接等持续支持。
专家团队建设：组建由农业专家、管理顾问等构成的专家团队，为村官提供一对一指导。
2.3 推动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展鹏配资
产业扶持：鼓励村官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公共服务优化：提升村官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度，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文化嵌入：促进价值调适与乡土社会认同
3.1 推广“老带新”导师制
经验传承：建立资深村干部与新任村官结对帮扶机制，传授乡村治理经验和文化传统。
定期交流：组织新老村官交流会，分享治理心得，增进相互理解。
3.2 实施“积分制”治理
规则制定：将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等行为纳入村民考核，通过积分兑换奖励，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文化融合：结合乡村文化特点，设计积分项目，使现代治理理念与乡土文化相契合。
3.3 组织文化活动与传播现代价值
文化活动：定期举办“村晚”、文化节庆等活动，融入乡村振兴政策宣传和家风家训传承。
新媒体平台：利用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传播乡村文化，提升村庄知名度，带动农产品销售。
4.综合保障措施
4.1 优化选拔机制
精准匹配：根据乡村发展需求，选拔经济、法律、农学、管理等相关专业人才。
后备人才库：建立村官后备人才库，确保村官队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4.2加强培养机制
岗位轮换与挂职锻炼：通过岗位轮换、先进村挂职等方式，拓宽村官视野，提升政策领悟和运用能力。
校企合作：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提供远程教育和技术支持。
4.3 完善激励机制
物质与精神激励：提高村官待遇，完善社会保障，同时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先进，增强职业荣誉感。
离职保障：建立村官离职保障制度，确保离职后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和转岗就业的支持。
通过上述路径与措施的实施，广东村官的职业发展将得到全面提升，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广东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与智慧支持。
四、广东村官职业发展机制研究
1. 选拔任用机制
广东在村官选拔任用方面，始终坚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选拔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通过公开选聘、竞争上岗等多元化方式，从优秀大学生、退伍军人、返乡创业人员等广泛群体中精挑细选，为村官队伍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同时，广东还前瞻性地建立了村官后备人才库，这一举措不仅为村官的选拔任用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还确保了村官队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乡村治理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选拔过程中，广东特别注重人岗相适，充分考虑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村官的个人特长，确保选拔的人才能够迅速适应岗位，发挥最大效能。此外，通过不断优化选拔流程，提高选拔效率，广东成功吸引了一批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优秀人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2. 教育培训机制
广东村官学院作为乡村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通过建立系统、完善的乡村人才培训体系，为村官提供了精准对接、靶向施策的教育培训。学院深入调研村官的需求和短板，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涵盖农业农村政策、农业技术、农村经济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培训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实践能力的提升，确保村官能够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
在教学方法上，广东村官学院采用“线上+线下”“理论+实践”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既保证了学习的灵活性，又增强了学习的实效性。线上部分利用网络平台提供灵活的学习时间和空间，方便村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进行自主学习；线下部分则通过面对面的课堂教学、研讨会等方式，深化理解，促进交流。此外，学院还与多个涉农信息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为村官提供远程教育和技术支持，进一步拓宽了学习渠道，提升了培训效果。
3. 激励保障机制
为了激发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广东在激励保障方面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首先，通过提高村官待遇、完善社会保障等方式，确保村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使其能够安心扎根乡村，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其次，广东建立了健全的晋升机制，为表现优秀的村官提供职务晋升和职称评定的机会，让其看到职业发展的广阔前景，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乡村治理工作中。
在精神激励方面，广东同样不遗余力。通过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先进等方式，对村官的工作成绩和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增强其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这种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村官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此外，广东还建立了村官离职保障制度，确保村官在离职后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和转岗就业的支持，解除了其后顾之忧，使其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当前的工作中。
综上所述，广东通过构建完善的选拔任用机制、教育培训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为村官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这些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不仅提升了村官的素质和能力，还增强了其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五、反嵌性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广东村官在职业发展路径和机制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但仍面临着一系列反嵌性挑战，包括代理角色冲突、权威博弈难题、多元价值张力等。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本研究提出“制度-技术-文化”协同创新的路径，以期全面提升村官的职业效能和社会嵌入度。
1. 制度性赋权
建立“乡村振兴需求导向”的选拔机制：针对当前村官队伍结构不够优化、专业背景与乡村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广东应进一步优化选拔机制，确保人岗相适。通过建立“乡村振兴岗位能力模型”，明确村官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核心能力和素质要求。在选拔过程中，重点考察候选人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对乡村社会的理解，确保选拔出的村官能够迅速适应岗位需求，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
试点“乡村CEO”职称评定体系：为打通村官的职业晋升通道，广东可在部分地区试点“乡村CEO”职称评定体系。该体系以产业带动成效、治理创新成果等为核心评价指标，为表现优秀的村官提供职务晋升和职称评定的机会。通过这一机制，不仅可以激发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能吸引更多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 技术性赋能
纳入前沿科技课程：面对数字化治理的新趋势，广东应将AI农业技术、大数据舆情管理等前沿科技纳入村官的必修课程。通过系统学习和培训，提升村官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和工作效率，使其能够更好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实际问题。例如，利用AI技术进行土壤墒情监测，提高农业生产的精准度和效率；通过大数据舆情管理，及时了解和回应村民的关切和需求，增强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推广数字化治理平台：为进一步提升村官的治理效能，广东应大力推广数字化治理平台，如“粤村治”平台等。这些平台集成了政策解读、民意收集、项目管理等功能，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村官少跑腿”，极大地提高了行政事务的处理效率。同时，通过平台的广泛应用，还能增强村民的参与感和满意度，推动乡村治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化。
3. 文化性融合
在土地流转、养老服务等关键议题中，引入专业社工参与，通过月度协商会议等形式，促进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这一机制有助于打破村官与村民之间的隔阂，增强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推动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融媒体传播村官典型事迹：为增强村官的社会影响力与职业荣誉感，广东应联合省广电集团等媒体机构，通过融媒体广泛传播村官的典型事迹和成功经验。例如，制作《南粤村官》系列纪录片，通过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展示村官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和贡献。这不仅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建设，还能提升村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感，为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村官学院”的丰富实践为切入点，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广东村官的职业发展路径及机制。通过构建“政治嵌入-社会嵌入-文化嵌入”的三维分析框架，我们深刻揭示了广东村官队伍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显著成效。
研究指出，广东通过政策创新、教育培训、激励保障等多方面的努力，成功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村官职业发展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显著提升了村官的治理能力与职业发展空间，更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为广东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人才与智慧支持。
然而，广东村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代理角色冲突、权威博弈难题、多元价值张力等反嵌性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制度-技术-文化”协同创新的应对路径。通过制度性赋权优化选拔机制、技术性赋能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文化性融合增强社会认同感，广东村官的职业效能和社会嵌入度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展望未来，广东应继续深化基层制度改革，不断创新村官职业发展路径和机制。一方面，要持续优化选拔任用机制，确保人岗相适，吸引更多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村官的综合素质和治理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同时，广东还应积极探索激励保障机制的创新，通过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发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此外，广东还应注重文化性融合，通过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商机制、融媒体传播典型事迹等方式，增强村官的社会影响力和职业荣誉感，为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其村官职业发展路径及机制的创新实践，无疑将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综上所述，广东村官职业发展路径及机制的研究不仅是对当前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展望与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制度-技术-文化”协同创新的推动下，广东村官队伍将不断壮大和优化，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共同书写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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